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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共同的未来：西方主流「环保」关怀的政治经济学
# L4 c2 \8 w6 C/ N" f纪骏杰
], \- a) s J- A" }; _国立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9 h/ n5 C5 K% s/ I* U! g, d
原文刊登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141-168。1998/ X K1 x2 M% G% Z c
6 {+ F: Y5 L; n' D ]7 r联合国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于1987年所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一书，掀起了全球有关「永续发展」的口号呼喊以及相关讨论、研究与国际公约的签订。不论是在学术界、政治圈、民间团体或媒体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拯救地球」等观念与口号被大量散播，而「环境保护」也成了90年代最「政治正确」的议题之一。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全球首次的「地球高峰会」(earth summit)，共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以及约9,000个非政府组织的20,000成员参与了这次的盛会(fisher, 1993: 3)。会中除了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气候变迁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及21世纪议程(agenda 21)等重要协议之外，也促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的联盟及提高其可见度与影响力。表面上看起来，地球高峰会成功的收割了80年代全球众多地区对于环境议题的关怀，以及《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影响之果实，并将之广泛栽种培育。# J5 J% A% e% ?4 B j. V5 ?
. V- U) a6 X0 Y' B0 T+ U该书最常被人引用的，便是它对于「永续发展」一词的定义：「永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之需求且未妨碍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wced, 1987: 43)。该书认为，过去的国家发展策略往往以快速剥削自然资源的方式来满足人类永无止境的物欲，这也造成了全球环境的急速恶化。而环境的恶化，不但使目前的发展模式无法永续经营，更将对我们的后代子孙造成无法回复的伤害，因此这也是一个「世代间不平等」(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的社会公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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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1 Q+ i$ b# o/ s该书强调，人类高度的经济活动量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其间的关连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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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q! b- q, Y6 _1 @众多的环境问题之间，彼此有相互关连性。0 u0 V6 |: e8 _: R( V& E; w
经济发展模式和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相互关连性。
$ v' _. t. M' R环境与经济问题和许多社会、政治因素有相互关连性。
" C" r3 d5 w$ ]% Q' Y上述各系统的特性都不限于国家界线内，它们也跨越传统国家疆界。(wced, 1987: 37-38) + T; e# U! Z- K6 t- j3 k& A
' T8 K9 g2 \( l8 U因此，永续发展只能经由全面性的寻求人类活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关系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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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 O. j6 u( P" k& v! C; n除了上述原则性的勾划环境与社会间的关连性之外，该书也从制度面提出了下列人类社会应追求的基本主张：' b* G9 F$ A7 Z% G
' e5 ?$ [% g( t一个确保公民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 q# i8 h. ]; Z& J1 `
一个能在依靠本身且长久维持的基础下产出剩余与科技知识的经济体系；, u m9 H4 ~" J, I6 Y2 z! E; |- d
一个能提供解决因为不和谐发展而产生紧张的社会体系；
3 m' I1 J4 ~1 E2 e7 E; w一个对于保留（未来）发展的生态基础之义务表示尊重的生产体系；2 U$ q# ]( S5 [7 l, I$ h) j
一个能持续不断追求新解答的技术体系；4 D, y1 R ^. [! k7 ?" z
一个促进永续贸易与财经型态的国际体系；
0 Y; C2 D. v! C- N4 F以及一个变通、且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行政体系。(wced, 198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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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 H) T, n: g$ ~: t该书强调，上述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国家以及国际间的合作。然而，当前不论是各个国家内或国际间的政治经济仍存在相当的差异，解决之道，主要在于工业化的富有国家对于开发中国家的援助以及积极的促进国际合作。具体而言，该书建议增加对开发中国家永续发展的经济援助与贷款，促进更开放与更环保的国际贸易，确保夸国投资的经济与环境责任，分享环保科技，以及建立开发中国家的科技基础(wced, 1987: 75-89)。7 { X5 i: c( u3 Q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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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上述问题与因应方针之后，该书对于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解决之道做了总结：在顾及环境维护的前提下加速全球经济发展，不论是工业化或开发中国家(wced, 1987: 89)。该书认为只要加速全球经济发展，工业化国家便有多余能力解决自身的污染问题及「照顾」开发中国家的问题；而开发中国家也可以脱离「贫穷─破坏生态─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全球环境问题于是得到全面性的解决！也就是说，该书并不认为当前全球主流的经济型态与环境破坏之间有任何根本上的冲突，相反的，环境破坏的问题需要更加速经济发展才可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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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1 G8 A5 X: X. T9 k《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无庸置疑的是过去十年来有关永续发展论述最重要的文件。该书对于永续发展的原则性主张，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国际间应抛弃竞争、走向合作关系的缘由都做了清楚的说明。然而，该书对于如何达成它所设定的永续发展目标，除了提出上述原则性的建议之外，完全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adams便批评该书仅提出美好的愿景，但是对于如何达到目标却无任何具体主张（adams, 1990）。笔者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关键点便在于该书将环境问题看成全称命题，并述诸道德与未来灾难的恐吓，而不是政治经济与权力关系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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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h6 }4 ?1 G# Z; U' }首先，该书对于「永续发展」之定义除了流于空洞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将「当代」人视为一整体，有着「共同」的需求与命运，共同为永续目标而打拼。在这些隐藏的预设之下，不但目前一般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夺事实被掩盖与忽视了，就连工业化国家与经济上较贫穷国家之间的剥削、对抗关系也被漠视，而只一再的强调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合作关系。这就好像呼吁资本家与劳工「必须」团结以拯救地球的未来一般的没有实质意义。brookfield因而批评该书为一政治性文件或政治性宣言，而非面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科学性研究(brookfield, 198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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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该书所主张的透过加速全球经济发展可以达成「永续发展」之目标──炒现代化理论被强烈批评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冷饭──不但是不可能，更是不可欲。因为以目前的全球经济型态而言，加速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生态的更加速破坏，这与「永续发展」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有关这点，我们会在下文有更详细的分析。同时，该书所提的工业化国家也必须加速经济发展才能有余力帮助贫穷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之主张，无疑是该书最眛于史实与国际政治经济现况的一厢情愿说法。因为根据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近两百年历史，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但代表着对于其它地区与国家的资源、人民之剥削，更是强化了欧美对于全球的宰制力量。放诸亚非拉各国，绝大多数在过去100年来都未能脱离贫穷陷阱，少数能脱离的国家主要也并非靠着欧美的「帮助」。因此，所谓工业化国家将更有余力帮助贫穷国家的说法不过是该书作者们一厢情愿的梦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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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强将全球人类视为一整体，认为不同种族、地域、性别、阶级与年龄的人可以一起面对与解决「共同」的问题，更是乌托邦的想法。一个依索比亚或印度的穷人和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未来绝对是不一样的：对前者而言，他的未来可能仅仅是下一餐或明天的粮食在哪里。该书虽然点出了全球贫富悬殊所导致的生态问题，但是却未能提出实际的政治行动方案来解决。况且，该书在谈到国际间合作时都仅仅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无视于现今真正操控世界经济力量的是全球少数的财团与夸国企业之事实(undp, 1996)。而该书完全无法说服我们，这些资本家的未来是如何和开发中国家的穷困人民「共同一致」的。: C2 D& v& f% f2 n) W
& H/ M. i7 f# O6 D3 p) h然而，《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论述与口号在短时间内就成了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主流环保论述与口号，乃至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也是以如何使全球各国共同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全球暖化（以及21世纪议程中的许多项目）等为主要目标。然而，在这样子追求全球之「共同」环境未来之时，地方性，尤其是开发中国家内的大多数穷苦人民之特殊需求就被忽视了。也正是因为如此，里约的会议才引发了工业化国家代表亟欲「保护」全球环境，而开发中国家代表却强调经济改善与要求前者支付环境保护费用的争议。尽管对于工业化国家的多数中、上阶层人民而言，维护生物多样性与减缓全球暖化可能是他们共同的关怀，但这些绝对不会是占地球多数人口的开发中国家穷困人民的主要关怀。他们有更迫切的生存关怀──材火、水、粮食、医疗设施等的来源。维护生物多样性与减缓地球暖化对他们而言是不切实际而奢侈的想象；他们和那些西方人并没有「共同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同样在里约开会的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并不认为里约的官方会议是成功的(fisher, 1993; the ecologist,1993)，他们主张正确的问题与关怀应该是谁来进行环境保护的工作，依据谁的利益？地球高峰会之政府会议所签订的各项公约是工业化国家人民所关切的议题与担心的未来，绝不是全人类「共同的未来」。) @5 K$ }2 V3 m# t. K- L
5 |) `' @. V# {/ e( 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出版后十年，「地球高峰会」后五年的今天，我们环顾全球与台湾，似乎看不出全球环境问题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迹象。全球的森林仍然快速的消失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而非众多国家在高峰会议上所同意的逐年减低至1990年的水平；有毒废弃物及核废料的问题持续困扰着许多国家；水资源愈来愈匮乏；全球的物种数目持续的降低。更严重的是全球的贫富悬殊问题愈来愈严重，导致一方面多数的开发中国家（南方国家）人们仍必须以危害生态永续性的方式来达到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北方国家的多数人民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愈来愈多人民继续消耗全球大量资源与能源来享受奢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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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p7 a# ]: W D8 a) N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在批判《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本身，而是藉此批判来探讨当前欧美主流环境关怀之局限性，以及这些环境关怀如何主导着全球的环保行动，忽视，甚至压抑了许多对于其它地区人群而言更重要的环境议题。本文主张，环境保护不能用全称命题来论述与执行，因为这样不但流于空泛而达不到效果，更可能助长社会中或国际上的强势者以环保为借口侵犯弱势者之基本生存权与人权。「我们共同的未来」之说法犯了方法论的普遍主义(methodological universalism)之谬误。再者，环境保护必定是关于政治经济议题的，也就是本文上述的为什么、哪些人有权来决定什么议题是必须被讨论与处理的，哪些议题是可以被忽略的，而这些权力行使的后果又是什么？忽视这点，环境保护一定只流于不切实际的口号或只是避重就轻的行动（如做做回收）而无显著成效的后果。我们在下文会对此有较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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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之所以成为西方世界自1980年代以来的政治正确口号，最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愈来愈多欧美人民意识到全球自然环境的渐趋恶化。然而，在这一波环保浪潮下较不被关注的是有关恶劣环境质量的分配问题──不论是在国际间或国界范围内。即使环保主义者如何提倡「污染问题是超越各种疆界、国界的」，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生态改变与环境破坏的恶果并不是平均的散布在所有人的生活领域中。0 M6 d- d3 Q8 f
4 t w/ ]! X9 A9 H7 K西方社会科学向来只偏重于探讨如何有效而公平的分配社会资源(social goods)，对于社会所生产的垃圾与各种废弃物等不可欲的社会恶物(social bads)如何分配，以及资源撷取之后的生态后果由谁来承担，则缺乏有系统的理论论述。西方政治学便常常将「政治」比喻为如何公平的切割与分配一块大饼或蛋糕（喻社会资源）的学问。然而，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废弃物与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德国社会学者ulrich beck便问道：如果这个蛋糕是个有毒的蛋糕呢？beck指出，这时原有的你争我夺之「零合」政治关系便完全改变了，它们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逻辑、理论与政策来对应(beck, 1995)。然而，1980年代以前的社会科学对于这方面完全缺乏有系统的论述与理论基础，甚至直到今日，绝大多数社会也都还在摸索着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台湾社会近年来垃圾大战不断，核废料最终处置厂址无法觅得，乃至于拜尔投资引发的冲突便是这个新型态风险政治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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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时，不少环境社会学者都会从物理现象，尤其热力学的定律出发(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首先，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物质不能被凭空创造，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转变形式而已。再者，热力学的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以及第二定律──能趋疲定律则确认了能量在从它原来的形式转换为生物或社会所使用的形式时，散乱现象（多余的热能）便会产生，而这过程是不可逆的。燃烧煤矿时，煤矿并不是不见了，而是转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悬浮微粒、煤渣等物并且产生多余的热扩散到环境中，这便是上述定律的最佳写照。透过这些定律我们知道，人类持续不断而且无可避免的经由自然资源与能源的撷取以及废弃物的丢弃来改变、破坏自然生态。以目前人类的数量、技术水准以及经济活动量而言，这种破坏与改变的速率已经远远超过生态体系透过自然循环系统（氧循环、氮循环、水循环、碳循环等），以及自然净化作用来解决这些废弃物与回复生态系的平衡之能力了。更何况，我们已经在生态体系中丢弃了大量的无法或不易被自然循环系统所解决的物质，如塑料制品、氟氯碳化物(cfcs)、其它化学废料及核子废料等。5 ^4 P6 c5 j& c c" g
) ~2 A& O" ]7 z那么，这些不能或不易被大自然消化的物质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直到1980年代以前一直缺乏对于这些废弃物「分配」方式的理论论述；政府也缺乏一套公平、合理的管理策略。于是，这些废弃物便以两种最常见方式被处置：第一种，是废弃物制造者（个人、企业、工厂、农牧场、甚至政府机构）将废弃物任意的排放、丢弃，让这些废弃物的生态后果由地区、甚至全球的不特定对象来承担的「方便原则」。而这也正符合了垃圾学家(garbologist)所强调的现象：一般人对于垃圾处置的最主要态度便是「眼不见为净」(rathje and murphy, 1992)。第二种，便是废弃物的制造者依循「最小抵抗路径」(least resistance path)的原则，将废弃物丢弃在特定的地点及特定人群的生活领域(bullard, 1990)。这些最小抵抗的特定地点，一般而言便是偏远地区，包括地理的以及文化的偏远地区(johnston, 1995)；而特定人群，则非各弱势族群与贫穷小区莫属。而这些废弃物，尤其是有毒废弃物(toxic wastes)与核子废料破坏了当地自然环境，更影响了当地人的健康与生活质量。近些年来，许多的社会冲突便是因此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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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富裕西欧社会发言的beck认为，人类科技文明与物质文化不断改变的结果，非但没有将社会转化为安全、舒适的居所，反而透过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反映在食物中毒、环境污染与各种疾病上）与危险的设施（如核电厂、化学工厂、油轮）而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风险社会」(risk society)(beck, 1991)。beck认为，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相当程度的打破旧有的阶级关系。由于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核灾变等对于不同阶级的人有着相同的影响，旧有的资本/劳工对立的状态将会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人与群体对于风险的不同界定，并促成了新的因定义权争夺而引发的社会冲突(beck,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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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8 K& ?# f5 N笔者虽然同意beck认为工业化国家的人民愈来愈生活在充满各种危险与危害的环境，但是对于他所主张不同阶级的人所受的环境危害是相同的，因而旧有阶级关系被打破的说法却难以认同。goldblatt也认为，beck太过于强调全球性的以及长远的环境危害（如核灾变、温室效应与臭氧层破坏）而忽视了许多地域性的以及当前便存在的环境问题，如空气、水污染与有毒废弃物的问题(goldblatt,1996: 178)。相对的在美国，1980年代有许多学者与民间组织相继投入有关有毒废弃物处置地、污染性工厂与垃圾处置场分布的研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发现这些「社会恶物」非常不成比率的被放在少数民族以及穷人小区(bullard, 1990,1993a, 1993b; capek, 1993; hofrichter, 1993; szasz, 1994; bryant,1995)。这些发现的公布激起了许多少数族裔的不满与反抗，并促成了19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以及民间团体有关「环境正义」论述与平等的研究，乃至全球许多地方卷起一阵至今方兴未艾的研究风潮之原因（参阅纪骏杰，1996）。+ J- x) c0 l1 b2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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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人类不断的透过资源的撷取以及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建设来改变与破坏大自然（如砍伐森林、采矿、修路、建水库等），后果亦是由不特定的大众或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而近年来许多的社会灾难与冲突也因应而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力趋势之下，全球各地对于资源与能源的需求与日遽增，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地方，即便连水资源都已经或快要成为稀有资源了。人们对于资源与能源的需求，直接的导致自然生态的剥削与破坏，造成愈来愈多的生态灾难与人民的苦难。台湾近年来最好的例子便是因为山坡地的不当使用而产生的水土保持问题。由于台湾地狭人稠，人口密度高居全球第二位（不计算香港、新加坡等都市型国家），加上政府、资本家甚至一般民众沈溺与经济成长的追求与金钱财富的累积，近年来山坡地被人们「开发」的压力便愈来愈沉重。而开辟游乐场、高尔夫球场，大量滥砍森林，种植经济作物以及开路等活动大肆破坏了原本山坡地天然植被的水土保持功能，因而造成了1996年贺伯台风带给许多住民重大的灾难。然而问题是生态破坏的恶果常常不是由破坏者来承担，它更不是均匀的被分配在全球或社会之中，而是多半由全球与社会中的弱势者来承担(goldblatt, 1996: 103-4)。前述的各种「开发」者（从生态的角度而言是破坏者）往往是住在都市的资本家，他们并不会直接受到因水土保持不良而引发灾变的影响。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将自然生态看成自己的摇钱树而不必担心各种可能生态恶果的原因。* j& f! s3 p3 N$ p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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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节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人类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强势者、资本家、财团，不断的透过资源撷取、人造物建设与废弃物的丢弃来改变、破坏自然生态；而生态破坏之后，便会回过头来对于人类社会，尤其是弱势者产生各种负面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负面的生态影响，环境保护的呼声才会产生。然而，生态的破坏并非始于近一、二十年，为什么要到了1980年代，环境保护才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政治正确」议题，而环境保护行动似乎大力的开展呢？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共同」问题的观点便无法回答此一问题，唯有将环境议题重新摆回政治经济的分析脉络，上述问题才可能有答案。而更重要的，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即使环境意识似乎明显的提升，环境保护工作似乎「努力」地在进行，全球环境却仍一天天的恶化。下文便是针对这些议题作更深入的讨论分析。
3 ^3 Z% O }! @6 a7 r要回答前述的问题，首先必须将环境问题从全称命题改变为特称命题。简单的说，并非在1980年代，环境的破坏与恶化突然变得严重起来，而是在1980年代，欧、美地区的中产阶级白人才普遍感受到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所喜好的动物受到威胁，环境保护因而才会成为一股新兴潮流。当然，1960年代卡逊女士(r. carson)出版的《寂静的春天》、1970年代的地球日活动、两次的石油危机、以及大型环境灾变如美国的三哩岛事件等都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环境意识(gottlieb, 1993; goldblatt, 1996)。然而，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让一般大众深刻地感受到生态破坏对于他们生存的威胁。一但地球日游行落幕、加油站前不再排长龙、三哩岛也没有真正酿成长久性的灾难，大多数人们依旧重新回到故有的，消耗大量能源并且以不断消费来达到心里满足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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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 v9 |& ~; [( _) y$ T到了1980年代中期，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与研究，尤其毒素学(toxicology)、大气科学、保育生物学、环境科学等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传递更为快速与广泛，愈来愈多的西方民众更能深刻感受到臭氧层破坏、全球暖化、以及有毒废弃物侵入生活周遭等等的威胁。例如在美国，love canal的毒害事件被拍成家喻户晓的电影；在欧洲，有毒废弃物透过陆路与水路在国际间四处流窜引发的争议，以及车诺堡核灾变造成的长远影响等。再者，透过愈来愈普及的大众传播工具与生态摄影、报导等，欧美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也开始了解与关心许多遭受补杀与威胁的可爱动物，如大象、犀牛、鲸、虎等。作者因此主张，是这些对于自己生活周遭环境受到污染以及自己喜好动物（尽管是因为受大众传媒所影响）即将消失的危机感，共同促成了1980年代环境意识的普遍化与政治正确化，而环境保护的呼声也因而跟随而来。当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环境保护面项是经济方面的。环保的呼声固然对传统产业带来些许冲击，但是它更带来无限的商机，导致了1980年代环境工程、环境顾问以及回收/再制造业者的蓬勃发展与大发利市。而商品化的「环保产品」与「可爱动物」相关产业（填充动物、图书、纪念品、电影等）更是普遍的在市场上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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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 a, G然而，尽管环境保护的呼声在1980年代强力的从西方世界扫向全球，这却一点也不代表自然生态得到免于遭受破坏的保障。前文提及，以目前全球人口数与经济活动量而言，欲维持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必须继续撷取资源 (withdraws)、建造各种人为设施与丢弃废弃物(additions)，而这些活动也必然导致自然环境的改变与与破坏。也就是说，当前人类社会体系的阶级差异与自然环境的维护之间存在着持久性的冲突关系(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因此，环境保护不可能达到全面性的，因为这样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 可能完全禁止有害废气、废水的排放，而是将废气、废水排放订定一个「可容忍」的标准。）因此，对于全球多数的资产阶级政府而言，他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标准看法」便是万一发生问题再来解决；太多的环境管制将会对经济成长这个首要目标造成负面影响(harvey, 1996)。即使国家立法来保护环境，法令的执行往往也处于空有完备法令而不加执行的「低度管制」的状态，如台湾目前的情形（黄逄茫?994）。这些法令与执法者一旦遭逢经济挂帅的强势政治马上噤若寒蝉、自废武功。《台湾2000年》一书便批评1990年代初的台湾六年国建是「政府民间合力破坏」台湾生态的悲歌（萧新煌等，1993：93），环保单位全然无能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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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schnaiberg与gould也指出，企业不断的透过其经济实力与政治代言人来（一）阻挠立法（二）减低环保单位执行环境管制的能力（如减少其预算及人员编制）（三）游走法律边缘，甚至（四）贿赂政府官员，以使其工程可以顺利进行，污染可以继续排放(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年前才发生的「台泥花莲厂扩厂」事件几乎就是上述（二）至（四）手段的最佳写照（参见萧新煌，1997）。台湾的环保署在行政程序上应该是以「环境影响评估」法的执行为台湾生态把关的机构；实则，该法自1994年底公布实施以来便不断的遭到环保团体指称为环保署为企业背书的橡皮图章。而这也是在整理分析了台湾1991-1996年的环保抗争实际效果而致产生|疑有图利厂商之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萧新煌，1997：83）。不但如此，许多学界人士也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无视于全球以及台湾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况，高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凯旋歌（参阅纪骏杰，1998），助长企业持续扩张之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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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管制只能有限度的做做」之社会结构下，环境保护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便出现了：哪些环境破坏性活动会被限制，哪些不会？哪些人拥有决定权，为什么？哪些人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哪些人因这些决定而受害，哪些人因而获利(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 4)？更重要的是，哪些政治经济因素与意识型态促成了上述的决定与后果？这些问题的形成，说明了环境议题绝对不是以各种振奋人心的环保口号与标语可以有效应对与解决的。环境保护的议题，必定是关于权力的交易；c其它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议题一样，不同的行动者（小至个人，大至国家甚或区域、洲）有不同的利益所在，也必定会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各显神通。而与政治经济逻辑相同的，社会中的弱势者与全球体系中的弱势国家或族群，往往也就会成为「环境保护」行动中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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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上述环境保护议题的特性，当前全球环境议题之受西方工业化国家所主导便不难理解了。以1987年在加拿大蒙特娄为了保护臭氧层而签订的蒙特娄公约(montreal protocol)为例，这个公约可以说是1980年代西方社会环境意识抬头以来国际间最早为了保护地球环境而签署的一个重大环境公约。蒙特娄会议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凝聚国际共识并且基进(radically)的签署了具约束性的公约，自然是因为臭氧层的破坏对于人类具有无比，甚至最立即明显的危害性。因为少了臭氧层的保护，太阳的紫外线除了会破坏农作物外，更会引起皮肤癌与白内障等疾病。然而，上述观点全然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人民的观点。更正确的说，它是全球占少数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与富人的观点。对于占全球人口五分之四的开发中国家大多数人民而言，臭氧层破洞所可能产生的问题离他们大多数人太遥远了。更正确的说，他们没有那个「福份」去担心那么遥远的生态破坏问题；他们有着更急迫的生存问题必须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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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y0 m1 m) t- S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80年代中期，全球约有11亿的开发中国家人口处于绝对贫穷状态，这个数字远超过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人口之总和（七亿多）(world bank, 1990)。对于这些贫穷的人，以及其它生存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大多数开发中国家人口而言，他们所面临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是因为贫穷而造成的人口快速增长、林木砍伐、表土流失、漠化(desertification)，并且因此更加贫穷而难以自拔的「贫穷陷阱」(poverty trap)(adams, 1990; fisher, 1993)。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其它可行方式，大多数的开发中国家穷苦人民以过渡剥削自然的方式来维持生活；而过渡剥削自然的结果是让他们变得更加贫穷。即便《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也指出，贫穷是环境破坏最主要的原因与结果(wced, 1997:3)。再者，开发中国家累积的外债──在蒙特娄公约签署的1987年共约13,000亿美元──使得他们每年必须输出600亿等值的资源以偿还外债(fisher, 1993;miller, 1991)。外债负担直接导致这些国家必须快速剥削自然资源，更造成环境的破坏。因此，对于大多数开发中国家人民而言，最迫切的「全球」环境议题绝不是臭氧层破坏的问题，而是如何减缓资源剥削、林木砍伐、表土流失与漠化。而要达到这些目的，最重要便是必须平衡西方富国与开发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且使后者尽速脱离「贫穷陷阱」。 Z5 f9 l6 ` R( Z( q6 F( P _4 W#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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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开发中国家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终究会对全球环境产生影响。然而，这些问题及其根源的解决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不但丝毫不具优先性，而且和他们的自身利益相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里约的地球高峰会中，对于谁该支付环境保护费用的问题南北双方一直谈不拢的原因。）保护臭氧层对北方国家而言具有优先性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更在于：（一）臭氧层的稀薄在北方国家所处的温带地区较为严重(lean, hinrichsen, and markham, 1990)。（二）北方国家人民由于肤色白，他们所受紫外线的影响程度也比较严重。（三）更重要的，限制破坏臭氧层之cfcs的使用虽然会对北方国家的一些企业有所影响，但是更有不少企业能从发展替代品而获致更高的利益(hurrell and kingsbury, 1992)。因此，由北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环境保护工作才会在1987年邀集各国来为了北方国家人民「共同的未来」签订蒙特娄共约；在这同时，全球许多南方国家的穷苦人们还必须为着他们明天的粮食而挣扎。- z3 `/ W1 f/ H, z!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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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物种保护方面，1980年代也有重大的进步──就保护欧、美白人中产阶级所喜爱的动物而言。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广泛报导，以及环境保护团体的宣传，猫熊、大象、犀牛、老虎、海豚、鲸等动物一一被活生生的带入人们的客厅，而它们的安危也引起广泛的关怀。在美国，许多环保团体的经费都是靠着「拯救大象」、「拯救老虎」等口号与图片来维持的；环境保护相当程度的被化约为「保护可爱的巨型哺乳动物」邉印Ｈ欢诿绹戏降母F苦黑人眼中，当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家园而躺在马路上阻止有毒废料车入侵时，绝大多数的环保团体却是无感于他们的遭遇，而忙着寄发「捐赠十五块钱拯救濒临绝种的犀牛大象」的信件给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会员」。对于大多数美国弱势群体而言，主流的环境保育运动并没有对他们友善而是规定他们被禁止进入国家公园；狩猎团体、山岳协会也不欢迎他们的加入，即便如sierra club这个最在社会议题上最进步的社团在早期便刻意的以「会员推荐入会」的方式排除非白人基督教徒(jordan and snow, 1992)。而新一波的自然保育与野生动物保护运动与他们现实需要相距太遥远；他们有着更迫切的污染问题等着去面对与解决。也因此，许多学者与弱势数族群批评美国众多的环保团体除了是一种有钱有闲阶级之「菁英主义」之外，更是无视于影响人与生态深远的环境毒害及其主要受害者的存在(bullard, 1990; jordan and snow, 1992)。而欧、美中产阶级不但自己喜欢这些巨型哺乳类，更强迫全球其它人都必须喜欢他们，为保护他们而出钱出力。有关这部份，作者在下节将有更详细的讨论。, ~/ t2 l: [0 d; l' `: m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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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我们关切的是，在「保护可爱的句型哺乳动物」如火如荼的展开之际，美国企业在其本土与海外拓展的「汉堡文化」却造成了中南美洲一片片森林的遭砍伐，大量物种的消失与当地原住民的流离失所甚或遭致灭族。根据生物学家e.wilson(1994)的保守估计，每年因热带雨林砍伐而导致的物种灭绝数目约在四至六千之谱，其中中南美洲便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这些现象与悲剧以及其长远的生态后果却不为绝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所关心。环境保护对他们而言，是保护自己所喜好的可爱动物而已，对于会妨碍到自己切身利益及生活方式的环境关怀，可以完全充耳不闻；不妨碍自己切身利益的环境议题，可以一往直前无所顾忌。而这也是1997年6月在津巴布韦首府哈拉雷举行的第十届华圣顿公约组织会议的主要争议点：有12个会员国的非南开发共同体游说其它国家开放象牙出口，以使他们总值超过三千万美元库存的300公吨象牙得以进入国际市场；而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却极力反对恢复象牙交易（立报，199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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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宣称：大多数白人中产阶级丢下，甚至践踏其它物种与人种而选择和大象、犀牛等可爱的巨型哺乳动物构筑他们「共同的未来」。作者因此主张，「环境保护」不能以全称命题来作为论述与行动之基础，因为这样不但造成只照顾有权、有钱、有闲与有发言权者的「环境」而忽视弱势者的环境，更可能导致对于后者的压迫。环境保护的论述与工作必须是分权与去中心化的，它更必须批判由权势者界定并投注社会资源来从事的片面、偏颇甚至压迫的「环境保护」工作。国际间的环境保护现象与结构如此，各国国界内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下文我将以生态保育、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来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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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关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些区域的设置与保护全球各地的重要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和海洋生物有重大的关系。然而，它们的设置，也往往造成了原来居住于该地居民的流离失所、丧失资源使用权以及其它人权的侵犯(wells and brandon, 1992: 1-2, johnston, 1995: 120;hitchcock, 1995: 169)。bonner就认为，西方殖民者用来征服非洲人的，除了枪炮弹药之外，一般认为主要是靠三个c──文明，商业与基督教(civilization, commerce, and christianity)，但其实还有第四个c，那就是保育(conservation) (bonner, 1993: 64)。在保育的美名之下，许多当地人被逐出世代居住的家园，传统的狩猎、采集等生计经济活动也被限制，为的是白人自己得以从事狩猎或观赏野生动物的活动。殖民时期的保育政策是不折不扣白人的保育/保障政策。8 b1 d5 `4 c9 q(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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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二十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呼声的分贝大大的提高，全球许多国家也陆续的成立了新的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然而，这些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非但没有达成保护生态体系与野生动植物之目的，反而造成了当地住民与政府保育政策的对立。一方面，国家公园及保护区的设置地点，一定是在未受现代工商业文明破坏或影响太大的「偏远地区」；而这些地区往往也是该区域的原住民或其它弱势群体的传统家园，他们深深地仰赖当地自然资源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公园及保护区强调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许多政府便采用强制性的「篱笆与罚款」(fences and fines)政策来区隔这些保护区与附近住民(wells and brandon, 1992: 1)。然而，这样的政策不但剥夺了当地住民的传统生计，更因此而遭来居民的反对与不合作，保育的目标也往往无法达成。在非洲的肯亚，马赛人(maasai)长期的因为设立在它们传统家园的masaimara动物保护区与amboseli国家公园而与政府对立，他们甚至曾经刻意屠杀政府视为珍贵动物的犀牛来表达他们的不满(collett, 1987)。在泰国，khao yai国家公园的设立引发了当地住民与皇家森林部(royal forestry department)严重的武装冲突，并导致双方人员的伤亡(wells and brando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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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 [# g; v+ l7 x$ ~. w印度学者guha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政府没有认清保育，尤其是野生动物保育的本质。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野生动物保育政策源自西方的强力影响，并且是由五个主要群体所催生的：（一）都市居民与外国游客，他们的目的是游乐。（二）统治阶级，他们视野生动物保护为维护国家尊严的重要工具之一。（三）国际保育组织如国际自然暨自然资源保育联盟(iucn)与世界野生动物协会(wwf)，他们以背负神圣任务的心情来教育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官员有关保育的职责。（四）国家森林或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机构，他们负起国家交代他们的保育责任。（五）生物学家，他们基于「科学」的理由相信自然保育工作的价值(guha, 1996: 1-2)。更重要的是，这五个群体的人联合起来仇视农民、放牧者、猎人与采集者，认为这些人是生态保护的敌人，而他们的保育工作则是为全人类福祉服务的神圣职责。guha（1989）更举印度的保护老虎计划(project tiger)为例，批评西方环保组织如wwf与iucn为了保护印度的老虎、犀牛与大象，强行将美、加地广人稀的国家公园系统带进原本就人口密集的印度，结果只是取悦了欧美的白人有钱有闲阶级和印度的上层阶级，但却造成世代居住于保护区及周遭之贫苦农民的流离失所以及各种悲惨的下场。2 c& `1 L* ~7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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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结构之下，保育成了国家、社会菁英及国际环保组织与社会中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往往是后者的更受迫害与前者之保育目标的无法达成。harrison便强烈主张，保护全球野生动物的代价永远不应该由穷人支付，而若不顾及动物周遭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我们绝对无法保护住动物的(Harrison, quoted in derman, 1995: 200)。在检视了历史与考古数据，以及马赛人与政府野生动物保育政策的冲突关系之后，collett不但认为马赛人对于当地野生动物并不构成威胁性，并批评政府在马赛人传统上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家园划定一个保护区的荒谬性。他更积极主张「如果将野生动物保护区废除掉，马赛人的例子或许可以呈现人性的至善面：他们可以提供一个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典范。」(collect, 1987: 146)保护野生动物如此，其它保育措施的实行也是相类似的。, O/ q) J6 M+ B) I5 t: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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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保育的代价常常都是由社会中的弱势，尤其是最弱势的原住民来支付的。以国家公园为例，台湾本岛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中，有三个（玉山、太鲁阁与雪霸）是坐落在原住民的传统家园及狩猎、采集区域。当地原住民被迫承担成立国家公园的所有社会代价，包括矿植物采集与狩猎、捕鱼的限制；改变地表及地上作物的限制；地上建筑物的限制等（纪骏杰与王俊秀，1995；张志声，1997）。更有甚者，国家公园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环境保护而成立，但是实际上它是选择性的，以纵容汉人资本家而欺压当地原住民的态度来做保护工作。以太鲁阁国家公园为例，该公园内目前仍有数量庞大的采矿活动进行中而未被禁止。座落于太鲁阁国家公园入口处的亚洲水泥公司长期以来在公园范围内开采水泥矿，1995年该公司的矿权到期，国家却同意延长其采矿权；1998年初经济部核准荣工处在燕子口等地展延大理石矿的开采更是引发社会的交相指责。而同时，原住民在公园内以双手检取玫瑰石却会遭国家公园送法办。国家公园的例子清楚的说明了台湾的环境保护政策是如何的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左右，它也更显现了资产阶级国家对于保育的真正态度为何。. g: y& y/ ^. p+ q5 {& u9 q; _
: h% B4 A- U: ^8 Y. g同样的，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山坡地水土保持问题愈来愈严重；1996年的贺伯台风造成的众多悲惨灾难更是突显出山坡地保育的重要性。然而，政府在贺伯台风过后的主要山坡地保育政策仅仅对准在山坡地上从事种植的农民下手，下达山坡地坡度超过28度以上者必须强制造林的命令。同样是造成严重水土保持问题的开路、采矿、建设公司盖房子、财团兴建游乐场与高尔夫球场却依然不受限制，甚至享有「就地合法」的特权。再者，在花莲县境的水琏地区，内政部于1984年基于「生态保育」的理由将水琏牛山地区公告为自然保护区，严格限制当地居民对于该地生态之改变与破坏。然而，当财团于近年提出在该地辟建势必造成严重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燃媒火力发电厂时，经济部竟然初步核准其申请。上述例子更凸显了台湾政府从事「生态保育」的狰狞面目：国家动用公权力来限制没权没势的小老百姓和弱势族群不改变生态──为的是确保有权势者甚至政府机关本身能独享破坏生态累积金钱财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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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是1980年代以来由西方国家所吹起的一股「政治正确」风潮，这股风潮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出版后就受到该书全体主义的环保论述所主导。而同时，由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关怀所推出的环保议程也被视为天然正确的环保目标，许多国家的生态保育措施则强力、强制的加在不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之上。这种「环境保护」潮流的后果便是全球众多的弱势群体都被强迫为强势者的未来牺牲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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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篇批判性论述的文章，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主张环境保护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本文同时批判全称式的环境保护主张，认为这种主张不但流于空洞且于事无补，更可能造成造成对于弱势者人权、环境权的侵犯。「我们共同的未来」虽然可以被认知为强势者「应该」帮助弱势者解决生态与生计问题，以保障人类共同的未来生存──在教育上应该推广的方向；它更常被诠释为强势者可以强迫弱势者减少生育、保护动物、远离国家公园以达成环境保护目标的「保育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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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台湾一方面也有愈来愈多的中、上阶层受到西方环保论述的影响以及对自身福利的忧心而开始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可爱的巨型哺乳动物」、臭氧层破洞、温室效应等环境议题产生关怀；另一方面，台湾却仍有众多人民无暇或「没有福份」顾及这些议题，但可能对于他们生活周遭的生态破坏如水土保持、污染、垃圾等问题保持高度关怀。因此，根据上文的讨论，在台湾谈保育工作时也应避免因专注于特定的环境关怀而造成对于弱势者的压迫，如前述国家公园的例子。过去台湾的保育团体串连国际保育团体来对政府、社会有关野生动物保育工作施压时，曾经对台湾的最弱势者──原住民造成极大的伤害，致令原住民背负「野生动物终结者」的莫须有罪名与污名。这也是保育团体在从事保育工作时必须加以检讨与深思的。有关分析台湾社会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与关怀，由于并非本文重点，因此仍有待研究者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 F8 w: S' { ?- c( U7 L$ n% [# v
/ t! Y3 A: K4 k9 h& d环境保护不应该成为政府与强势团体，甚至保育团体连手压迫少数族群与弱势团体的手段；环境保护的代价更不应该由社会中的贫困者来支付。而唯有针对特殊区域、族群、阶级等差别与需求制订的环境保护措施才可能避免上述结果。因而，成功的环境保护必然是分权的与去中心化的；目前国际上环保议题之受西方国家主导就注定了它必然是问题重重的。反之，从政治经济、环境正义与风险分配的观点来探讨环境保护的议题，才能发觉环保论述与行动的问题所在，而唯有兼顾资源权、人权的保障与生态保育的环境措施才有可能成功的达到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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